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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识分子的检讨

媒体:原创  作者:吴劲松
专业号:吴劲松 2010/7/27 7:37:51
 

知识分子的检讨

作者:吴劲松

 

岂有文章觉天下,忍将功业误苍生。

据说,这幅对联挂在台湾的某个地方,一位学者路过,一见之下,如被电击,半个小时没有回过神。

严复(1854—1921)说:“百年中国受祸于好人者多,受祸于坏人者少。”朱学勤(1952.9)接着说: “坏人为祸,一私欲耳,了不起袁世凯八十三天皇帝梦,一命呜呼。而好人犯错误,不巧手里又还有权,他是要发动社会改造的,那就要闯出滔天大祸。”他认为,知识分子对自己这个行当要警惕。

什么是知识分子?什么是非知识分子?人,无论读书还是不读书,总有济世情怀:无权的人,想“觉天下”;有权的人,想“建功业”。家庭主妇,也有人生感悟,也想和他人分享;乡野村夫,也修桥补路,也助人为乐。他们都有觉天下、建功业的冲动。读了书,所“觉”,所“建”,就宽了,就大了。

什么是好人?什么是坏人?这种感性的语词,仅仅是这个人对那个人贴的标签,对他的行为是否符合自己利益的鉴定。组织衡量成员,只有两条标准:可以觉天下,但不能触动基础价值观,如守规则、讲实话等等;可以建功业,但权力要受到制约,如要走程序、要有否决力量等等。

组织不必警惕知识分子,知识分子也不必敏感地警惕自己。要警惕的是:文化性格深处,组织是否拥有健全的意志?

 

 

2009-6-3

北京

 

 

 

 

猫头鹰的翅膀
  法国革命以来的这个二百年,人类第一次产生了这样的社会成员,他们从“解释过去”变为“预言未来”,再变为“能动”:头朝下,造出一个世界来。真不知是福,是祸,还是“惑”?
  文/朱学勤
       
  这里并不是反对启蒙理性,而是想反思启蒙的另一面:人的理性有限,以有限追无限,殆乎?
  严复说:百年中国受祸于好人者多,受祸于坏人者少。这句话触目惊心,但没有引起太多人注意。
  坏人为祸,一私欲耳,了不起袁世凯八十三天皇帝梦,一命呜呼。而好人犯错误,不巧手里又还有权,他是要发动社会改造的,那就要闯出滔天大祸。从18世纪启蒙理性发动,二百年英雄辈出。但问题出在哪里?
  黑格尔有言:密涅兹的猫头鹰总是在暮色来临时才张开翅膀。他总结的是以往人文知识活动,都是“解释性”体系:某一段历史行程将近走完,智者的理论总结才开始出现。黑格尔不敢设想人文知识还能“预言”,更不敢设想根据“预言”,还有“能动性”:头朝下,造出一个世界来。这就为他的学生马克思诟病:以往的哲学都是解释世界,但问题却是要改造世界!黑格尔没有看到,有一群公共性知识分子要诞生了,从巴贝夫到圣西门,空想社会主义要出现,人类从此有了“预言性理论体系”。猫头鹰的翅膀要在拂晓时分张开了!
  知识获得“预言”性格,最多是灾祸的预兆,尚不是灾祸本身。马、恩总结其理论贡献,是把社会主义从空想“预言 ”发展到科学。因为他们毕竟是“富革命”理论:某一生产关系蕴含的生产力在释放完毕之前,不会退出历史舞台,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发生在资本主义最为成熟的西欧各国。他们是在“预言”,但还没有“能动”,而且反对知识分子把自己的观念从外部灌输进历史。
  马克思毕竟是唯物主义者,认为经济领域里的技术性变革比理论的能动性更有意义。比如他说,蒸汽机是比布朗基还要危险的革命家,要耐心等待蒸汽机开过来。但是孰知世间还有比蒸汽机跑得更快的,那就是知识分子的思想传播:蒸汽机是在地面跑,思想却可以跨越国境飞翔,因为脱离万有引力,就比蒸汽机跑得更快。
  “预言性理论”飞向东方,到了俄国人那里,经济条件落后多了,思想却一变而为“能动性理论”:先革命,再创造出能够发生这场革命的历史条件。最厉害的是这句话;工人阶级不能自发地产生社会主义,只能依靠知识分子从外部灌输进去!于是就有了电影《列宁在十月》里的那句著名台词:先把政权夺过来,交到没有准备的工农兵苏维埃手里,然后再问它怎么办!
  从俄国到中国,地理上更为东方,经济上更为古代,但是知识分子的观念也可以比蒸汽机跑得更快。这一次连俄国式的准现代产业也没有,却不妨碍知识分子向更后面的一个阶级——农民兄弟灌输社会主义观念,“富革命”变为“穷革命”,而且越穷越革命,人民公社、大跃进、三年饿死成千上万人。知识分子从外部灌输进去的“为穷人主义”,相比穷人自发产生的“穷人主义”——“小生产者每天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自发性”,哪一个危害大?“江河横溢,人或为鱼鳖”,祸端就是这样发生的。
  工人、商人、农人芸芸众生,生活于经验世界,天然疏离观念活动,最多产生工联主义、投机倒把或者三十亩地一头牛,虽庸俗而危害有限。怕就怕人文知识分子为教士后裔,天然具有救赎冲动。启蒙理性推倒神,又允诺哲学家可以代替神,既然能完美解释过去,为什么不能预言未来?
  于是从“解释”一变为“预言”,再变为“能动”,宗教救赎从彼岸走到了此岸,化成了世俗形式。从此就不是歌德所言:理论是灰色的,生活之树常青;而是“能动”者所言:理论常青,生活之树是暧昧的,即使有颜色,也要从外部灌输进去,把它弄成另一种颜色!法国革命以来的这个二百年,人类第一次产生了这样的社会成员,他们的观念传播早在爱因斯坦之前就获得了“光速”,真不知是福,是祸,还是“惑”?
  我这里并不是反对启蒙理性,而是想反思启蒙的另一面:人的理性有限,以有限追无限,殆乎?
  “岂有文章觉天下,忍将功业误苍生”,就是说的这个道理。有此自觉,或能想通我们这个世纪的左祸根源。它可能是从法国启蒙运动起源,又经过好几个外国,其间总是错过有效梳理,混混沌沌,才流到了文化大革命这一站。算起来该有二百多年的历史吧?恰好与人文知识分子的救赎性格同步——很可能就藏在你我内心深处。

 

 

像知识分子对自己这一行当要警惕
  石扉客先生转茉莉女士:

谢谢你对拙文提出商榷意见。这是一篇因香港中文大学《二十一世纪》编辑约,几天内赶出的急就章,能得到读者注意,并且提出商榷,首先应该致谢。
  你提出的意见,当时慎公两次问我,确实没有这样想过。我写回忆时,只能尊重历史原貌,不敢随自己後来的认识随意增添。这一问题也一直折磨着我,时逾四年,现在考虑这一问题基本观点未变,只是增加了一些视角,更为复杂一些了。我目前的看法,体制是弹性、刚性、塑性,概念上并不重要,关键是事在人为,或许能争取一个和平渐进、逐渐演进的前景,并越过不可逆之端点?但是旧式革命的危险始终存在,甚至越演越烈。是以改革走过这一险区,还是听任旧式革命从後面追上并扑倒改革,到今天还是一个大问题,而且更要命的是,主动权还是不在我们手。
  至於你所提出的第三种前途,海外心情与国内感受差别很大,在今天大陆境内,如果呼唤革命,最终出现的很可能并不是具有新意义的革命,而是旧式反市场经济革命,义和团加土改运动,将刚刚开始的一点转折毁於一旦。到那时玉石俱焚,历史将又一次走进始料不及的另一个房间,不是革命,而是复辟,如霍梅尼革命代替伊朗国王的白色“革命”。这一点,和80年代的东欧大不一样。我这样说,决不意味认同伊朗国王的“白色革命”。我也热爱哈维尔,并厌恶国内知识界的昆德拉热。我曾试图写文章,揭示国内知识界的“昆德拉热”和犬儒化之间的联系。但在热爱哈维尔的同时,注意我们现在所处的景况与他所处的捷克80年代形势有大不同,至少他没有遭遇前面是拒绝改革後面是旧式革命的夹击,以东欧历史套裁中国当下,已经捉襟见肘。我们现在逐渐变得与伊朗似,不与东欧同,指出这一点,也许不是多馀?
  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几乎就是一部不断走错房间的历史。我们看看三、四十年代中国知识界大部分人在鲁迅和胡适之间做出的革命选择,以及这一选择的历史後果,或许能明白慎公晚年的沉痛。不幸的是,这一历史现在又在国内知识界逐渐重演。知识分子很容易为自己的“高尚意图”所迷惑,不以这一意图进入历史过程的责任後果为念。在这一意义上,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的灾变,知识分子的“革命”冲动是要负很大责任的。而这样的冲动,已经融化在我们从小所接受的教育中,故而我才再三提出我们是喝狼奶长大的,而狼奶的一部分不是别的,还正是一些具有高度审美价值并能产生道德自恋的高尚意图。不以百姓苍生的具体生活代价为念,只图满足自己的心理高尚,这几乎是知识分子这一行当的左撇子天性,中国传统文人如此,西方现代教授亦然。这就是时常发生中外左翼文人廉价合唱的道理。从二十年代、四十年代全世界高尚知识界集体向左转,到现在後现代语境,一个哈贝马斯与德达的联名上书,就把中国文人唬得一惊一咋,老问题不断回来,新包装则一换再换。我在拙文中再三强调责任论理,而不是意图伦理,也不过是这一意思。一方面要有勇气拒绝“昆德拉热”,拒绝那种“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”廉价呻吟,另一方面则还要时时警惕并坚持反刍自己早年的狼奶,一口一口地吐出来,不为自己的高尚理想所诱惑,警惕自己幼时所感染的职业革命家毒素以另一种正义形式冒出来,这不是一件容易处理的事,更不是那种用滥了的两分法。
  “岂有文章觉天下,忍将功业误苍生”。我们是知识分子,而且还要启蒙,但在做着知识分子的同时,对这一行当有足够的警惕,甚至厌恶,在启蒙的同时培养後一种意识,对知识分子及其观念追求进入历史究竟会发生什麽责任後果,能保持一份自戒自惧,实在是太难太难了。
  子规夜半犹泣血,不信东风唤不回。其实是有可能“唤不回”的。慎公已去,他最後十年的心血全在这。剩下我们能说什麽做什麽,也还是在这一层面上苦争、苦唤,究竟前景如何,我并不乐观。
  再次感谢你的坦率意见。

  朱学勤

 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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